| “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观点，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益是最优化，最大化的。”3月25日，在《文化纵横》和南都观察联合主办的沙龙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说。 沙龙主题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有过20余年对外援助经验的李小云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需求)基本上99%是满足的。西方的援助是竞争性政治的产物，他们的想法是‘拯救’，是‘你(被援助方)得如何如何做才行’。中国觉得那是别人的家事，没有西方的源于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作为沙龙的特邀嘉宾，分享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海外援助经验。《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杨平担任主持人。 杨平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代，而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是否能如影随行，仍是未知的答案。无论李小云团队的研究实践，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对外援助，都是先行探索，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 
▲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李小云认为，中国具有历史性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但由于在近代遭遇现代性的冲击，长期处于面向西方的学习者姿态。而中国近十年的变化，并不单归结于政策的转变，更显示出文明体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延续性，中国开始尝试“把握”世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属于社会文化行为，需要以全局的视角来看。 李小云将中国的对外援助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78年，这期间中国对外援助可概括为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这个历史时期，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发酵，导致资本主义知识体系的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独立的政治统一体形象出现于世界舞台，援助对象主要集中于朝鲜、越南、蒙古等周边国家，直至万隆会议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相继纳入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内； 第二阶段从1979年至2000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对外援助进入收缩与稳定阶段，转变为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 2000年至今，中国对外援助以增长方式的转移为特点开创出新的扩展阶段。 中国推行对外援助，体现了社会文化逻辑、政治经济学逻辑以及两种逻辑的有机结合。 以基督教文化为本的西方社会，基于普世拯救文化逻辑以及力图通过主导规则而实施控制性的利益交换，从而形成了西方的对外援助形态。与之相比，中国以礼尚往来为先，以民族国家之间资源的流动与国家人格化的机制，形塑了援助行为的人格化、文化社会化，在经济层面，中国秉持利益交换(互惠互利)原则，将“礼转化为利”，达到“礼在今天、利在明天”的最大效益。 以援非农业示范中心为例，李小云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以技术优先的现代性实践，借由技术人员承载技术的跨界漫游，引领变革，而非西方以制度为中心的干预方式。援非农业示范中心以边界的模糊消解能动者的形式，达到社会互动构建的战略安排。 李小云将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总结为“达到了效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平行流动的方式进入受援国的地方性体系，中国的援助实践则使中国的发展经验得以实现跨国再生产和地方化。中国与受援国的能动主体根据自身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在实践互动中共同形塑着中国发展经验的再生产和地方化过程。 
▲ 李小云。 研究不同的对外援助方式，并不是要判断是非。而是在实践基础上完成现象的政治解释与文化解释。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公益组织“走出去”的先行者。2015年联合国发布“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公益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投入到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环境的保障，民间组织具有专业、创新、中立、深入社区的独特优势，能够大大推进中国对外援助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对外项目遍布亚非大多数国家，援助领域涉及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此外，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努力开展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协调，开展中国国际社会责任课题、举办“民间帮助民间――国际社会责任民间论坛”以及公益非洲论坛，还资助记者赴非洲调研、编写《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操作手册》，展示出中国民间组织对外援助的全面性与专业性。 民间组织与官方救援的协力合作，能够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可，也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建设。中国对尼泊尔地震的救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提升了尼泊尔民间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但中国民间组织的对外援助行动，仍面临众多挑战，除了政策、法律的缺失，海外办公室运行、捐赠资金海外拨付、资金不足、咨询服务不足等问题，以及自身能力和意志的缺乏，都需要持续关注和加强。 
▲ 王行最。 李小云和王行最都注意到，近年来，愿意参与对外援助活动的年轻志愿者更多了，民间对海外救灾的意愿也更强。他们鼓励有识之士投入这项事业，个人的行动会形成新的实践场。 在互动环节，听众们就平行经验对援助地区的适用性、资助型基金会战略、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建制等问题与嘉宾交流，进一步深化了演讲内容。杨平最后总结道：“对外援助需要以制度驾驭资本及商业，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在与世界融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