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是周浩的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里的主人公，1958年出生，2008年至2013年在山西大同担任市长，2013年调任太原市长。在大同当市长期间，耿彦波接受了周浩的拍摄。周浩纪录下了这位中国“拆迁市长”的日常，完成纪录片《大同》，该片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耿彦波在任时，被媒体称为“作风强势、毁誉参半”。由于题材特殊，《大同》在世界各地许多影展都引起轰动，但是周浩一直很少谈论有关《大同》的内容，理由是耿彦波还在任，「不希望过度消费被摄者」。
如今耿彦波正式卸任，D纪录特别转发2016年punchline对导演周浩的专访，以飨读者。
周浩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形容纪录片工作者犹如牆头上的苍蝇，又像遥远的上帝，与被拍摄的对象保持著一定的距离，不干预，安静地、隐形地看待所有事情的发生。即使暂时换个位子，从摄影机后走到了摄影机之前，周浩仍然保持著这个原则。他安静地站在角落裡，说起话来语速缓慢，音量特别低，必须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听得见他在说什麽。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低调到你几乎看不到、听不见的瘦小中年男人，连续以《棉花》、《大同》两部作品，获得第 51、52 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他也因此写下了金马奖史上，第一个连庄最佳纪录片奖项的历史纪录。
《大同》是周浩在 2001 年从记者转行之后，所拍摄的第 10 部作品，主角是作风强势、毁誉参半的前任山西省大同市长耿彦波。全片描述耿彦波在任内，大量拆除大同市区内违章建筑，雷厉风行地进行整修道路、修复及开发古城等各种大型工程。抱持著「大同只有这一次机会，衝上去就衝上去了」的悲壮心情，耿彦波把这个千年古城几乎刨开了一大半，五十多万市民因此被迫搬迁。随著耿彦波在 2013 年被突然调职，《大同》至此也嘎然而止，留下一个比剧情片更加曲折震撼的结局。
由于题材特殊，《大同》在世界各地许多影展都引起轰动，甚至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但是周浩从来不曾随片出席，连去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也缺席了。他的理由是「不希望过度消费被摄者」，「主要是因为他还在任，如果因为这部片子，而他受到影响，那我心裡就会有结，也许以后都不能再拍下去了」，「因为我的目标不只是这一部片子，而是我的余生还要继续拍下去。我也不觉得我不去就是对的，但这样，也许我会好受一点」。
这一次到台湾，等于是周浩第一次直接面对观众。几场放映下来，周浩觉得台湾观众的反应，并不会过度政治化，「这样挺好的。」他说，过去曾有人看完《棉花》后，问他对于纺织工业链未来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我回答得出吗？我答不出」。
周浩说，《棉花》就是用棉花为主题，串起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大同》也一样。「城市需要发展，需要什麽样的政府官员？这是一个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最后未必要有结论，但是探讨的过程中，会留下一些东西。」而《大同》既是那个探讨的过程，也是过程中所留下的「东西」。有些台湾观众看完《大同》之后，直接联想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有人建议说，应该请柯P来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拆巨蛋。」周浩说，这个过程，就是他所乐见的，「当你看完片子，你会联想到你自己的城市，你自己的生活体验，这样就很好」。
周浩说，《大同》在世界各地影展放映，许多迴响是他无法想像的，观众会在影像的叠加中读出一些味道，觉得「这里是不是别有用心呢？」比如片子里出现很多狗，很多人就会有联想。事实上，只是因为城市不断施工，所以街上很多流浪狗，到处都能看见，「我下意识就会去拍一拍，拍了之后觉得拿来做镜头过渡也不错，但是就会被过度解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说我放这些镜头的时候，有没有『潜意识』？也许有，那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出现的结果」。
从 2001 年的《厚街》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大同》，不论拍摄的主题是什麽，周浩的作品总是保持著相同的特徵：没有旁白，配乐少之又少，情节与情节之间大量留白，在平铺直叙中又带有某种无法言说的朦胧诗意。例如在《大同》的尾声，耿彦波坐车正式卸下市长职务后，在车上默默流泪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车子轻轻摇晃，挥手欢送的人群在后窗裡渐渐变小，安静的车内只有耿彦波与他的眼泪。不过周浩说，他并不懂诗，他也觉得《大同》不像诗，而是一种直白的纪实体。
《厚街》，将镜头对准东莞厚街一位出租屋裡的外来打工者，在那个地方，「上演」着砍人、讨债、失业、爱情等，乃至非法接生等等的事件。
最初剪接师看到耿彦波在车上流泪的这段素材，很直觉地就垫了一段抒情的音乐上去，却遭到周浩直接反对，他认为音乐有一定的导向，会诱导观众思考，「某些段落本来没感觉，但是音乐一配上去，立刻你就哗哗哭了。我说这种哭不真实，我反而会建议把音乐去掉，因为你被带偏了，你做了一个局，让别人掉进这个局里去，有点蛊惑人的感觉。我觉得这种东西在纪录片里是忌讳的」。
从摄影记者到纪录片导演，周浩从事报导相关工作，已经超过二十年。或许正因如此，周浩在许多方面，都让自己刻意保持距离，始终谨守著一个「度」字。在《大同》拍摄过程中，他紧跟耿彦波拍摄长达一年多，但是两人之间始终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当耿彦波说「你别拍了」的时候，周浩也从未拒绝过他的要求。
「我跟市长之间的距离，一直都是比平时看到的，稍微近一点而已。他有时说你别拍了，那就是他的私隐。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要一直跟下去，你并不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关系破裂，而无法继续。这也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基本」，「人与人之间需要分寸，如果（靠得太近）我会不舒服，那表示被拍摄者与观众都会不舒服。观察人时，有一定的距离，有个『度』反而会增进了解，不至于被表面蛊惑，忘记初心，反而忘记事情本真的基础。所以我会提醒自己，得有『度』。」
问题是，「度」这个东西，多宽多窄，多远多近，「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老师，没有裁判，完全只能靠自己内心的感受决定」。经过多年历练，周浩已经得出自己的心得，「跟做人做事一样，就是别让自己难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观众，不是政敌，不是狐朋狗友，而是自己。你怎么过自己心里面那个坎儿，如何把手上的事情做下去」。
「有人问我拍片时哭不哭，我说现在不哭了。你如果要问我上一次哭是什麽时候，我都想不起来了。」周浩说，二十多岁的时候，很容易受各种因素影响，容易投入感情或感动，可是像现在，看电影如果觉得眼眶湿了，他会马上反问自己「这是生理反应上的感动？还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它真的让我这麽感动吗？这值得哭吗？我是不是被什麽力量左右了？」他认为，这种时候，反而是反省自己最好的时机，「可以告诉自己，不要从众，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感受什么」。
周浩说，比如美国的观众在看完片子之后，都希望影片能有个结果，而且他们一定每次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导演，解决方法是什么？」他们（观众）会希望，「你要告诉我一个解决方法。他们习惯了被给予，我不觉得这样好。我不会走那条路」。
在《大同》里，周浩并没有下任何判断，也未引导观众往何处思考。他同时并陈了耿彦波大同市民的生活片段，一边雷厉风行视察工地，一边可怜兮兮控诉政府；一边被请愿民众团团围住，一边又大骂政府扰民。总是在观众即将同情某一方的时候，天平又立刻倾斜向另一边，整部影片不断呈现出的，是一种沉默而隐形的拉扯。
「影片构成是需要不同力量的，没有对手戏不会好看」，周浩说，所有片中的辅助角色，都是来让主角更加立体的力量。影片中的所有片段都来自真实，然而最后呈现出的结果，却又是一种经过精细的计算，「真实是不可能被还原的，如果你够真诚，只能够趋近」，「纪录片只是相对的真实，我从来不认为它会是毫无瑕疵的真实。那是自欺欺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