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不过，就在中科创业(0048)于阳历新年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之后，这位颇以“先知先觉”自诩的“庄家”还是坐不住了。元旦前的最后一个周四(2000年12月28日)，他就曾通过人找到本刊编委，《财经时报》总编辑杨浪，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做庄中科创业(0048)的内幕情况，但不可透露他的名字。杨浪坚持表示，要报道便不可能回避这个基本事实。
吕梁犹豫了两天。2001年元月1日晚，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自己家中，他终于面见了杨浪和本文作者之一，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在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之前0048的名称)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当时，采访是不被允许录音的。而且，显然是吕梁坚信自己更长于写作，第二天他又向报社传真了一份题为“中科崩溃内幕”的文字稿。
《财经时报》并没有在周三(1月3日)立即发表这一独家采访。那正是“中科系”搅得市场上动荡不已的日子，兹事体大，编辑部要再做一些调查。谁知吕梁提供给报社的文字稿绝非独家，至周四(1月4日)，网上相关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至周末，《财经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中科创崩盘的“内幕消息”。当然，在当时，真正见到吕梁本人的只有《财经时报》记者。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中仍包含着重重疑雾，但最核心的事实却公之于众了。人们确切地获知，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K先生”。
从去年以来，证券监管层为了查处操纵市场的“恶庄人物”曾想过种种办法，无奈庄家们一人控制上千个户头，到头来串通一气死不认账。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
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黄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
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出任特邀编辑，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梁从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记者，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
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
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
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财经》杂志尚无机会向朱本人核实当时的细节，但在深圳的康达尔公司总部采访，可以感觉到该公司管理层与朱焕良确实相当稔熟，不少员工甚至干脆直呼其为“朱大户”。据吕梁向《财经》提供的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叙述性材料透露，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没有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以彼时的勃勃雄心，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曾经允诺向《财经》出示相关文件，但最终没有兑现。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我们至今尚无法确切地知道，参加吕梁此轮豪赌的“北京机构”主要包括哪些单位、哪些人，中间牵线的券商又是哪些公司。按吕梁本人的说法，在国内证券投资圈子里，佩服他的理论、追随他的投资模式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有“较高的文化品味”，“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前往听取他的见解、服从他的指挥的那些机构代表人物，主要是公司头面人物，“例如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
这种说法或许并非完全虚构，不过理论或理念无论怎样冠冕堂皇都只能是遮掩。将钱交给吕梁的“北京机构”们当然知晓市场法规，也知道自己一旦签约便纯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只是眼前的利益诱惑过于巨大，此时，谁也不愿意去考虑可能的法律后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