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晚间，美国爆出历史上最大的假账丑闻：美国第二大远程通信公司--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承认，在过去1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共虚报38.5亿美元的利润。美国总统布什谴责其为“胆大妄为”，经各路传媒报道后，“成为再次打击投资者对美国股市和电信业信心的重磅炸弹”(据《证券日报》)。
同是6月，北京市第二人民法院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被称为“中国证券业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于11日开审。该案中，吕新建(别名吕梁)和朱焕良合谋，用一系列手法，通过1500多个股东账户，控制了中科创业股票流通盘55.36%的仓位，进行股价操纵交易，共涉及资金约54亿元(6月14日《东南快报》)。有人称“吕梁案”差点导致中国发生股灾。
显然，相较于WorldCom的38.5亿美元，“吕梁案”的54亿元人民币就显得不是那么“冷风嗖嗖”了。甚至在国内，还出现了很多“新”观点。
许多人(或者说利益集团)通过媒体表达了对WorldCom事件的思索，其中有两个观点很是抢眼：
其一：美国都会出现安然、安达信，以及WorldCom、毕马威，中国出现中科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认为，这两个观点的相通之处，在于把美国公司丑闻拿出来当证据，借此暗示中国股市出现“吕梁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基于这个认识，对于一些经济学家疾呼的“建立清晰产权，深化股市改革”，他们亦可反驳：“产权清晰，改革股市”也就是美国的市场化程度吧，不也问题百出吗？
主张中国股市“大胆朝前走”派的观点认为：甲股市时有丑闻，那么甲要向乙股市看齐，多学习后者的先进经验。而“保持现状”派的逻辑是：乙股市也有丑闻，因此要“重新认识”乙股市的方法和经验。言下之意，我们没必要闷头向人家学，维持现状也有我们的道理。
在机制上：我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的透明程度相差甚远。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操作机制(且不说其机制是“先进”的)。而我国的上市公司“许多是包装上市，在上市时已经存在问题，本身就有造假的动力，有时为配合二级市场的需要更需要造假”(中央财经大学贺强)。“与美国处理安然事件中的公开性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绝大多数案件的处理都很不透明。在中科创业事件中，这种不透明则表现到极致”(《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我国股市在进入、退出环节上，更是悬念迭生。当年PT水仙出乎意料地被勒令退市，还曾引发了一阵不小的同情声，这幅众生图足以令我们汗颜不已。
在市场参与主体上：尚未听闻由于安然、WorldCom等丑闻败露、股价贬值而导致投资者集体“联名上访”，也未闻有哪个当事人“下落不明”。而在我国，“做庄”的出事后，往往会被“宠”得像传奇人物那样神秘。在整个中科创业事件中，“2001年3月，吕新建被监视居住，整个中科创业事件随即音信杳然。15个月的消息封锁之后，直到今年5月底，才有‘案件行将开庭’与吕新建‘下落不明’消息公布”(6月14日《东南快报》)。
总而言之，我国股市的生态环境，与发达国家是不具有横向可比性的。并不能因为安然、安达信、WorldCom等全球有影响的大公司出了问题，就否认其先进的市场制度和管理经验，进而给自己的固步自封寻找借口。“市场”出问题了，只能更加说明监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它与“深化市场改革”的方向设计无关。我以为这才是美国财经丑闻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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